人物简介：黄灯，学者，非虚构作家，湖南汨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出版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等非虚构作品。曾获“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琦君散文奖”“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多项奖项，作品曾入选“《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非小说类）”等多个榜单。“我终于看到他经常在微信中晒出的宗艺木坊，看到院子里高高的向日葵花，正盛开在高黎贡山勾勒的高远蓝天下。”2017年暑假，黄灯开始了漫长家访的第一站，这是她到达学生黎章韬位于云南腾冲的家时最初的感受。这场始于2017年、终于2022年初，穿梭于城市街巷与乡野阡陌、跨越“二本学生”教学与日常的家访，由此拉开序幕。
2024年伊始，由这场旷日持久的家访凝结成的非虚构作品《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下文简称《去家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年前曾凭借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大火出圈的黄灯再一次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对她而言，《去家访》完成了她从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以来的心愿：对“二本学生”进行一次相对完整的叙述，是她“最想进行的写作”的重要一部分。
这次采访便发生在《去家访》刚出版的时候，临近春节，加上新书出版，黄灯是忙碌的。在略显急切的语速中，那质朴鲜明的湖南口音，却给人以亲切的安心感，正如《去家访》中，近乎白描却时时刻刻给人力量的文字。
黄灯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的出版，其实源于一次意外事件。
黄灯还记得那个日子，“2016年1月27日，刚好也是快过年的时候”。那一天，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她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能传播开时，便经由微信公众号爆炸式出圈，引发了全网对“返乡书写”的讨论热潮，由此构成了2016年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景观。正是在这股热潮的延长线上，后来这部黄灯口中对自己有着特别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在2017年正式出版，开启了黄灯非虚构作品出版的历程。此时，距离她的第一次非虚构写作，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第一次非虚构写作的契机是什么？这离不开她长久以来对乡村的思考。
黄灯来自乡村，整个童年都与乡村生活缠绕难解，但“逃离乡村”，曾是她在内的不少同乡人读书奋斗的人生目标。“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书的自序中，黄灯坦承一开始面对其他亲人的命运时，内心曾隐隐升起“逃离的庆幸”。
这个生于1974年正月十五的女孩，因着故乡湖南汨罗凤形村“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的说法而得名。和《大地上的亲人》中提到的众多亲人的家庭结构相似，黄灯也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相反，因为家里孩子多，年仅2岁的黄灯，便被送往湖南汨罗隘口村的外婆家生活，直到十年后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1992年，她的人生迎来了第一次较大的转折——考入岳阳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至岳阳一家纺织厂，成为一名办公室行政人员，此时的她似乎完成了“走出乡村”的目标。可减员增效乃至接下来的下岗大潮，却给了黄灯迎头一击：她先是成为厂里仅有的调岗下车间的大学生，再后来，毕业不到两年的她下了岗。学生气尚未褪尽的她没有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考研，重新回到学校。“其实那时并没有长大也不懂事，所以重回校园是碰到挫折的本能想法；加上我又喜欢读书嘛，我对文学的东西还挺喜欢的。”从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她继续到中山大学攻读博士，终于完成了从“二本学生”到名校博士的“逆袭”。她似乎稳稳地走在了“远离乡村”的道路上，奔向曾经理想的人生，但反思，很快与第一次非虚构写作的契机相伴而来。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2002年中秋傍晚，19岁的堂弟敲开了正在中山大学读博的黄灯的家门。与这句温暖的话一道渗入黄灯心间的，还有表弟手上提着的一盒“广州酒家”精装月饼和一箱“蒙牛牛奶”——这对于不到14岁就到广州打工、常年生活窘迫、此时口袋只剩50元的表弟而言，不啻是一笔巨大的花费。
听着堂弟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如何巧妙进入在堂弟眼里门卫森严、而自己平日却随意进出的校园，黄灯第一次感受到自己“逃离乡村”背后那种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堂弟稚嫩的背影和对亲人的真诚关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爱的通道”。从那一天起，她开始重新和在广州“讨生活”的亲人、同乡建立日渐深厚的联系，反思着乡土亲人与现代性的种种关系。
而促使她最终开始动笔的，则是2003年，她的博士导师和硕士期间的导师先后生了重病。彼时，一边承受着博士学业的压力，一边奔波于医院、目睹人生无常的她，开始思考这些困住自己、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论文的意义为何。回望着自己身后的乡土亲人，她重新看见了一路走来所忽略的人与事。那个暑假，她是如此沉重与悲伤，急于寻找情绪的出口，终于在一个夜晚的随意书写之后找到了感觉，从此一发不可收，一挥而就写下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散文——乡村、工厂、亲人，还有自己源于“他们”的早年经历，一一在她笔下复现。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酣畅淋漓，感受到主动与现实建立深刻关联的写作那令人震颤的力量。这部长篇散文后来被陆续拆分发表，在其中一篇名为《今夜我回到工厂》（发表于《天涯》2003年第6期）的散文中，黄灯回忆了大学毕业工作过的工厂，将笔触伸向那些曾与她在车间共事过的老师傅们的命运起伏。她发现，这些具体的、被现实尘埃与时代际遇遮蔽的人，是如此牵动自己的内心，让她得以冲破从概念到概念的论文写作带给自己的虚无感。
她终于远离了早年“逃离乡村”的庆幸，开始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那次非虚构写作于她，是重新深入农村、深入中国的田间地头与工厂一线后的自然流露，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归乡”的开端。
很少有人知道，那篇大热出圈、近11000字、充满反思意味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脱胎于黄灯2015年11月底参加某学术论坛的会议论文《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以一名深入田野大地、触碰高天厚土、思考农村社会的非虚构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之前，她首先是一名执教了十余年的大学老师。2005年，黄灯进入广州一所二本学校任教。她当过班主任，也当过任课老师，见证了“80后”“90后”两个世代的学生的成长。正是在二本大学的讲台上，她看见了他们——一群常被社会忽略的“二本学生”。
这么多年来，黄灯始终忘不了那次计算机系《大学语文》的课堂经历。2006年5月17日，“那天是个台风天，我将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原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作文课，个子不高的女孩邓桦真的文字却深深刺痛了黄灯。女孩因为助学贷款申请不顺，而将这次随堂作文作为心绪的出口。“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女孩几乎字字伤痛地谈到了她正在经历的生活困境。黄灯无法不被这位还在遭受自己童年阶段乡村同龄人普遍困境的年轻女孩震动，她在当天便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募捐。最终女孩担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获得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还给黄灯发来一封由歌词《感恩的心》写就的邮件。然而，黄灯陷入了久久的思考中，她由此看到了来来往往的课堂上那些鲜活的生命，“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自我状态调整的开端”，这是她坚定地走向“二本学生”，看见更多人的青春的起点。
伴随着《大地上的亲人》的写作，她在心中不断追问：笔下曾触及的“80后”“90后”“00后”的亲人，“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长期以来对“二本学生”的观察与这些追问交织在一起，促使黄灯在2018年暑假开始动笔写作她的第二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二本学生’的话题，不过是‘亲人’话题的自然延续。”她说，“从写作的层面看，《大地上的亲人》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天回过头审视，我发现这部作品无意中包孕了我此后写作的基本母题。”
“看见他们”，是《我的二本学生》的序言题目，可黄灯并不满足在讲台之上“看见他们”。“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是怎么来到我的课堂的？”动笔之前，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事实上，早在2017年，黄灯便因为与学生黎章韬的约定，而开启了长达五六年、走到“讲台背后”去“看见”的家访之路——这促成了后来她第三部非虚构作品《去家访》的成书。其实，直到踏上到处是绿色植被的黎章韬出生地和平村的那天，黄灯依然无法完全理解黎章韬返乡的选择。黎章韬在黄灯之前执教的二本学校毕业后，选择了与大多数留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学子不一样的职业道路，义无反顾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腾冲。黎章韬的父亲在时代大潮中去缅北伐过木，最终转型成为根雕手艺人，在黎章韬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坚守和实践自己的信念，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当黎章韬看好国家“一带一路”给云南带来的机遇，打算回乡继承父亲的木雕事业时，他父亲也十分支持，“我们的关系像弟兄两个”。黎章韬的父母都是勤劳能干的乡村人，这为黎章韬成长为一个有主见、有想法的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呈现在黄灯面前的，便是黎章韬返乡后，一幅其乐融融的事业与生活兼顾的美好图景。“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些启发。”在数十天的时间里，黄灯跟随黎章韬见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他的父母亲人、他创业的宗艺木坊。黄灯开始理解黎章韬，也对年轻人的命运打破了以往“成功学”的社会线性印象，“年轻人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哪怕是过得很普通，我觉得也是让人欣慰的”。
这让她在创作《去家访》时，心态和几年前创作《我的二本学生》相比，发生了不少变化。在黄灯看来，《我的二本学生》是“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而《去家访》是“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除了一样拥有老师的视角之外，也有对她同龄人生活的观察，“并非仅仅是单向度的视角”。或许正因这种变化，不少读者反馈，相较于《我的二本学生》，在阅读《去家访》之后，更有种被温柔治愈的感觉。黄灯希望，能够在自己“看见”的同时，通过非虚构作品，引起更多人对“看见”本身的重视：“强调‘看见’这个词，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互相看不见的。”她不止步于仅仅观察并呈现这些“看见”，她想得更远，内心始终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中国近几十年的急速转型期中，“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和这个时代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通过非虚构写作，表达人与时代的关系，是黄灯书写“看见”的“他们”的动力，也构成了她非虚构作品引发读者共鸣、最终大热出圈的重要支点。《我的二本学生》单行本在2020年一经出版，便在当年进入了“《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非小说类）”等诸多年度榜单，黄灯更是凭借这部非虚构作品，获得“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等各类文学奖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学奖项，黄灯还与张伯礼、陶勇等其他领域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期入选了“《环球人物》2020年度面孔”，这或许更能说明黄灯的出圈，也再次证明了她的非虚构作品在普通读者中所引起的共鸣。“二本学生”这个习焉不详、本并不为人注目的群体，经由黄灯的书写，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我会想得很成熟了再动笔，然后几个月之内把稿子写出来。”很难想象，在今年搬家之前，黄灯并没有一个可以安静写作与思考的书房，甚至缺乏一张专门用来写作的书桌。
被她笑着形容为“流浪”的创作日程是这样的：早晨，背上电脑与材料，急匆匆去图书馆或自习室，找一张桌子，在来之不易的安静环境里，埋头敲打键盘，翻阅、整理资料。因为图书馆占位不易，午餐常常是简单应付过去。这样的一天周而复始，延续几个月直到完成自己设想中的写作。《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皆是如此，而《去家访》的写作是在疫情期间，要找到合适写作的地方，更不容易。每次写作的“居无定所”，促使了她在写作之前的成熟思考与写作阶段的集中创作，序言于是成了她写作的路标。自序，是黄灯每部非虚构作品单行本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部分。自序中的黄灯，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将这些促使她写下非虚构作品的思考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的写作是有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不单单是文学写作，也会有一些思考，序言就相当于要把思路说清楚”。
而与囿于写作条件导致的“集中创作”相比，素材的积累与问题的思考，则往往经历更为漫长的阶段。《去家访》涉及的家访，足足花费了黄灯五六年的时间。在周末与寒暑假里，她跟随自己教过的“二本学生”，除了工作生活所在的广州外，风雨无阻地走过了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潮安、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广东省内外各地。在常人看来，这样的家访花费的功夫显然是巨大的，但黄灯认为整体难度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去女生家的数量比不上去男生家”。有一次，黄灯已经和一个女孩约好了去家访的行程，可就在黄灯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女孩又有所顾虑，不愿意接受家访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即便这种时候她很理解女孩的心情，不会过于勉强，内心的遗憾却久久不能忘记。毕竟同为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大学生，黄灯更希望能多看看女孩们的来处，了解她们成长的轨迹与困惑。“每一次家访都会遇见新的东西，每个家庭不一样嘛，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她认为这与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有一定差异，她并不会提前设定所要研究的问题，更多的是面对面地拉家常，和学生的家人一起生活，“我其实是作为一个客人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无非就是这样”。《我的二本学生》大热出圈，“二本学生”这个隐秘的群体被“看见”的同时，曾一度引来对“二本学生”标签问题的争论。黄灯并不同意“打标签”这一说法，“我没有给我的学生打标签，因为我在一个二本大学教书，我觉得我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个很正常的表达。尽管我写的是‘二本学生’，但是思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这个群体，我表达的是对中国年轻人一个整体的思考。所以，别的大学，包括一些重点大学的孩子读后会有同感，因为他们面临的基本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从事非虚构写作这么多年，对于非虚构写作，黄灯有着自己的坚持。尽管在自序中，她坦言自己心中未解、引起她创作冲动的诸多问题，但她对于自己的身份——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定位十分清晰。在她看来，非虚构写作并不全是理性的过程，她坚持“有直觉的东西在里面”，看到什么，写下什么，通过文字把心里想的东西表达出来，问题的生发并非毫无边界。《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这三部作品在黄灯心目中几乎平等地占有一席之地：“很难说哪一部最好，不过我会觉得哪一部更成熟。要说成熟的话，《去家访》写得更成熟，因为历练也多一些嘛。”而非虚构写作中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不少读者曾动情地评价黄灯的非虚构作品诚实，黄灯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些激动：“诚实当然是非虚构写作一个最基本的素养，要不别人怎么相信你呢？”黄灯特别提到了非虚构精神。她认为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尊重真相，“你既然选定了要写非虚构作品，那你首先得做一个诚实的人”。讲台下，黄灯随意地坐在教室的一角，围绕在她身边的，是20多名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没有提前安排好座位顺序，也没有人正襟危坐；有人带着本子和笔，也有人什么都没带，只是若有所思地听着或断断续续地说着。窗外是南方一年四季安定的绿色，风吹过，年轻人的发丝如同他们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飘荡在空气中，丝丝缕缕的普通日常里总是藏着连黄灯都讶异的成长故事。这是黄灯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下文简称“深职院”）开设的非虚构选修课上一瞥。黄灯口中的“讲课”，其实更像是师生之间的讨论，“交流很自由，可以随时打断的那种”。正如黄灯之前在二本学校中认识的学生们一样，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很多学生，也和黄灯建立了更加长久的联系。
2019年底，黄灯调入深职院。从二本院校到大专院校，面对的学生改变了，有的学生便和她打趣，问她接下来是不是要写“我的职校学生”；但黄灯总是鼓励学生：“你们自己写，会比我写得更好。”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鼓励，而是黄灯真真切切的教育实践。“非虚构课堂本身也是个新东西，这几年慢慢才有老师做。”作为一名非虚构写作者，黄灯非虚构实践的另一层面是教学。黄灯将原来二本学校非虚构写作课的经验移植到深职院，又做了更多改进和创新。2020年3月，黄灯和深职院的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开始做非虚构工作坊。工作坊的老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除了校内导师，黄灯还请了袁凌、梁鸿、张慧瑜等6位已创作了大量非虚构作品的优秀作家担任校外导师。“当时的设想是不定期地请他们来讲座，但是我们更希望是面对面的线下交流。”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计划，非虚构工作坊只按照黄灯的设想做了一年。但学生的热情成为黄灯这场非虚构教学实践延续下去的强大动力。“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就改为选修课的那种形式，相当于我一个人给他们上课。就这样地，把工作坊慢慢地变成了一门课程。”即便变成一门选修课，但依旧是与之前的非虚构工作坊相似的小班教学。在一开始黄灯设想的非虚构工作坊中，学生并不局限于中文专业，可以从全校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遴选产生；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学院里的年轻老师若有兴趣，也可以报名成为工作坊的学生。黄灯坚持将其设定为全校学生皆可参与的选修课，在她看来，连同文学在内的人文教育，“在大学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学对于年轻人是怎样的存在呢？黄灯说：“从知识结构的层面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维生素，它不见得能够让你立即获得一个什么专业的技能，比如说我学会修汽车了，那我一毕业就会修汽车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慢慢地让你强身健体的，是特别重要的、人的成长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文学对年轻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对他的心智、对他的情感发育、对他的精神成长的作用都是潜移默化的。”而对于人文教育的定义，黄灯并不将其局限在文学上，她也十分重视历史和哲学学科。即便黄灯在非虚构文学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文学仅仅是她丰富的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相较于文学著作，她更喜欢看社科类的书，这深深地影响到她对“人文教育”的理解，“其实我日常生活带着学生，更多的不是探讨文学问题，而是会探讨很多社会问题。只不过，因为我恰好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又没有受过社会学、人类学系统的学术训练，可能我带着学生去思考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学的思维”。在她的学生中，罗早亮和于魏华的家庭境况很相似，比如妈妈都来自外省，父母都十分重视教育。但黄灯长时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人的性格与价值观念却天差地别，这造成了他们最终职业选择的不同——罗早亮选择回到县里小学教书，于魏华则是创业与就业兼顾，继续在外闯荡。直到真正走进他们成长的环境，实地去家访，和他们的父母畅谈后，黄灯才找到了答案。罗早亮的父母从没有长期外出打工过，重视教育且秉持“娇生惯养就是害孩子”“带好孩子比外出赚钱更重要”观念的母亲生子后更是没有离开过村庄；于魏华则随着外出打工、摆摊的父母，在家乡与东莞的往返中，度过了自己的求学阶段。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家庭教育，在这两位青年身上烙下了影响深远的印记，“学生的背后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其实家庭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毕业了以后，真正参与社会生活，社会教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去家访，让她看到了在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无限可能，看见了教育如何通过无所不在的日常缝隙，造就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并进而成就了无数生命的“自我教育”的完成。
“多年来，相比通过写作来呈现学生的命运，我更想做的事，是通过教育实践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助力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无论黄灯在非虚构写作与教学上走出多远，黄灯始终未忘自己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对于她来说，教育的实践一直在路上，从未有一刻的懈怠——她和她的学生，始终在一起书写着未来。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24年4月26日4版，原载于公号“文艺报1949”，感谢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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